第四百四十章 四民并列古已有 (第2/2页)

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，造成民心浮躁，国基不稳。因此，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。在周制中，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，金文中“百工”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、妾并列。《易?遁卦》中说：“君子以远小人，不恶而严。”《逸周书?程典》说：“士大夫不杂于工商。”《礼记?王制》说：工商“出乡不与士齿”。也就是说，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，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，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。《周礼?地官?司市》中还规定，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！

    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，他将“工商”与“士农”并列，认为这些人是“国之柱石”，如果当年管仲提出“士农工商”，是以“士农”为优，“工商”末之，那就很难理解他之后的变法政策了。

    管仲将四民并列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，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。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，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，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。

    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“士农”并列地位的观念，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，《战国策》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：“管仲，其鄙之贾人也。”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。

    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，则是由于两大原因。

    第一，齐国一世而衰，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。

    齐国坐拥最强国力，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“和平称霸”战略，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，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。就在齐桓公晚期，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，疆域不断扩大，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。公元前645年，管仲去世，两年后，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，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。自此以降，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，“尊王攘夷”异化成了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。

    第二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。

    儒家以“贱商”著称，在他们看来，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、施政纲要，都是毛病多多。在《论语?宪问》中，子贡就认定“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”。他的诸多经济政策，无论是刺激商贸、鼓励消费还是“以商止战”，在儒家看来，统统都是异端邪说，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，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，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，大儒董仲舒、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。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“三斧头”：一是“以农为本”，二是“轻徭薄赋”，三是“克己仁义”。遗憾的是，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。

    在这个意义上，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“谋杀”的改革家。

    在这个意义上，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“谋杀”的改革家。

    公元前645年，管仲去世，两年后，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，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。自此以降，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，“尊王攘夷”异化成了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。

    第二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。

    儒家以“贱商”著称，在他们看来，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、施政纲要，都是毛病多多。在《论语?宪问》中，子贡就认定“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”。他的诸多经济政策，无论是刺激商贸、鼓励消费还是“以商止战”，在儒家看来，统统都是异端邪说，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，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，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，大儒董仲舒、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。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“三斧头”：一是“以农为本”，二是“轻徭薄赋”，三是“克己仁义”。遗憾的是，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。

    在这个意义上，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“谋杀”的改革家。。。